这一服从义务有特定条件：要么，世俗法律、世俗之王的命令 不违背上帝之法、不违背个人良心，更准确地说，服从人但是不能得罪上帝。
[20]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而在原告的主张成立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裁判重心也并不落在被告拒绝公开答复或所作出的答复的撤销之上，而在于原则上要求被告按照一定的要求或形式公开相应信息。
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中，这一点更为明显。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9]《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相继建立了行政复议、公务员、国家赔偿、行政处罚制度、行政许可等制度。参见应松年、薛刚凌：《行政诉讼十年回顾——行政诉讼的成就、价值、问题与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例如，在行政不作为，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请求未作出任何回应而当事人要求作成特别决定的案件中，我们虽然可以从行为角度把行政不作为视为拟制的行政行为，但从诉讼角度看法院简单的合法与违法的判定无助于原告的权益保护。
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19]《李鹏委员长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1月4日）。
例如，2004年之所以要围绕三农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调研，部分原因在于检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32]。由于执政党以及中共中央是诸多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机关，因此，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发现问题后提出政策建议便成为既符合体制安排，又为体制所要求的一种实践。引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85年）。[77]参见《〈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1999年）。
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101]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撇开妇联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也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想法。（一）根据执政党的政策偏好确定执法检查的重点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常根据执政党的各种重大政策确定执法检查的主题。1995年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乔石委员长在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此外，执法检查制度诞生的主要目的也在于纠正违法违宪的行为，[98]因此，执法检查的实践更应该恪守宪法法律，否则便违背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61]《〈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2006年）。1997年的《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具体而言，可行的调整方案就是回归1993年之前的监督功能定位——即将工作监督与法律监督做必要的功能区分，前者可以适当承载一些政策功能，而后者必须严格地被限定于确保宪法法律的实施。
[35]2008年3月，连任的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继续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36]与此同时，有关监督工作的新理念已经呼之欲出了。……林区秩序开始由乱到治。
[91]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执政党根据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回应。其次，通知明确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要求，如严禁扩大实施范围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不得滥设职位，不得超编和扩大范围进行登记，不得超职数配备人员。
[73]《〈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执法检查报告》（2006年）。宪法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领导策略事实上与其他国家执政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8]（二）1993-1998年：政策功能初次定位——以国家大局确定执法检查重点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对其任期内的工作规划似乎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例如，今年8月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法》执法检查的过程中，作为检查组组长的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明确指出，执法检查中，要大力宣传中央的精神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要让大家了解中央关于‘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精神。[25]《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3月19日）。
[62]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次执法检查组也要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检查农业法的贯彻实施情况。（一）1993年之前：以立法与工作监督服务大局、法律监督旨在纠正违法行为执法检查的功能定位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其所承担的监督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功能定位以及战略部署息息相关的。
[33]同样，2006年的监督工作的重心则在于着力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创新型国家等重要目标。[95]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利用执法检查的机会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政策举动表示赞赏，并且将环保工作的改进归因于上述政策变化。
[17]李鹏：《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推进依法治国而努力工作》（1998年3月2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前者是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且受到后者定位的影响和牵制。
[65]政策宣传的另一面则是将中共中央及其所属部门所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作为它们执行法律、提高法律实施效果的一种表现，以此提倡各级党委通过灵活的政策推动法律的实施。[12]尽管《若干规定》仍然坚持将执法检查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13]，但围绕重大问题确定检查重点的策略已经为政策因素的渗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6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6年）。[66]参见《〈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报告》（2004年）。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联播、新华网等官方主流媒体上捕捉到类似的场景。在执政党政策尚未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前，特别是在未对其做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之前就不假思索、不加甄别地予以概括性承认并且通过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加以宣传和推行逾越了政党与国家两大政治系统之间必要的界限。
2010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科学技术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农业技术推广法》、《节约能源法》。[27]2004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围绕三农问题的执法检查会议上专门做了一个长篇的统一认识的讲话，并提出了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的监督工作新思路：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这涉及今年人大工作的思路问题。
但是，这并非政策功能的全部内容。[76]1999年，执法检查组则委婉地提示了北京大气污染的治理情况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期望存在差距。
2009年的《工作报告》则彻底改变了这一长期坚持的风格。[69]（三）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当然，执法检查所承载的政策功能最直观及最核心的体现无疑是在检查过程中了解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确保中央及地方一府两院以及相关党群系统机关不折不扣地落实相关政策的精神和内容。是年，对《专利法》的执法检查则是这一监督重点的体现。[99]各年度所检查法律的具体情况如下：2007年：《义务教育法》、《法官法》、《检察官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24]《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3月18日）。有些建议并未受到有求必应的礼遇。
目前专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机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农村研究局。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在两个场合提出希望有关部门通过在相关干部学校或党校开设特定的法律课程的方式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决策水平。
这一新表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